其次，鸦片战争前后时局动荡，原纪传体裁为主体的史书形式和史学方法的局陷已无法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变动。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英、俄等国的侵略活动逐渐加剧，着眼于筹边谋防的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趋向，其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遂发生重大变化，外国史地研究、蒙元史（地）、明史、当代史研究与边疆史地研究交相汇融、蔚然成风，逐渐成为“道咸时学”（注：《屠寄致缪荃孙函27》，见《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后，史地学者在其研究中，普遍表达出渴求了解海事、认识海外的热望，他们将中国边疆史地与外国史地等领域有意识地结合并进行中西比较研究是以前所没有的，而且也较之古代的边疆史地研究要系统、深入得多。传统舆地学专注地理沿革考证，古代史学也主要是围绕有关王朝盛衰的*史、经济史、军事史及对外交往史；而鸦片战争前后边疆史地研究已广泛涉及中外*史、经济史、军事史、科技史、交通史及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新的领域，这种研究格局是已往所不具备的。随着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扩大，边疆史地研究的重心亦由以前主要对国内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等具体问题的记载转向研究边疆及域外史地等根本问题。边疆史地研究的旨趣也在发生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由给王朝盛衰治乱提供资鉴转变为中华民族之整体命运谋方略、寻出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方法存在的局陷，张岂之先生归纳了三点：一是它强调史学方法的前提是史学主体的道德，即史学主体对人伦道德精神的领悟和修养；二是古代史学方法没有更加精炼地体现事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因果关系，更没有形成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所显示的复杂因果关系进行归类，并予以科学分析；三是古代史学著述、史学考证、史学评论三种方法没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注：参见张岂之：《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鸦片战争前后的史地学者在吸收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同时，注意继承乾嘉诸老的治史方法，又不断开拓新的途径，力图将史地作品的著述与史学考证、史学评论较好地结合在一起，在撰述中自觉地运用“以西洋谭西洋”、“中西比较”等新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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