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史书编纂上的重大变化，从学术自身的逻辑发展来讲，鸦片战争前后史书体裁体例的变化已成为当时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如所周知，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纪传体又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正宗的史书体裁。固然，纪传体可以通过勾勒各个朝代治乱兴衰之迹，“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可是，后来学者袭用成法而不知变通，以致失去了史学的创作精神，章学诚对纪传体史书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他说：“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注：《文史通义·书教下》）在章学诚看来，由于史学失却创新精神，史书编纂已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程式。他呼吁史书体裁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为了恢复史学著作精神，章学诚强调史书编纂当“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贯穿“圆而神”、“方以智”（注：《文史通义·书教下》）的精神，要以变通的思想思考史学的更革。章学诚认为史家在史学上地位，不但取决于他所选择的体裁，而且取决于他是否有体例上的创造。司马迁《史记》之所以为后世效法，在于“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注：《文史通义·申郑》）章学诚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见解在当时因不合时宜而空谷回音。然而，他以变通的思想，总结历代史书编纂的经验教训，提出史学更革的主张，“章学诚的‘变更史学之道’，在古代史学的晚期，显现出史学求新的一线曙光。”（注：参见吴怀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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