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料采撷上，史地学者尽量采用外国人的撰述反映了研究方法上的时代特点。如《四洲志》主要译自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海国图志》一书，魏源尽可能不用“中土人谭（谈）西洋”，而以“西洋人谭（谈）西洋”的方法，广泛征引中外人士有关外国记载的材料，尤其注意采用西人的直接记述，避免了中国典籍依据传闻杂录论述域外情事的不实之弊。据熊月之统计，《海国图志》所征引的国人的著作显然多于西人著作，但从书中实际所引内容数量上看，西人著作比重大大超过国人著作。熊氏粗略估算了一下，在引述资料的比重上，西人著作与国人著作之比为四比一。在考证具体史实，处理古今中西记载歧异问题时，魏源的基本原则是立足今、西，即主要以新的著作、西人的著作为基础。熊氏还指出，魏源在编撰、修订这部巨著时，不但搜集、使用了较易得到的西书，而且尽力发掘那些尚未行世的中译抄本，密切注意新书出版动向，随时吸收新出西书的内容。《外国史略》是抄本，《平安通书》是最新西书。（注：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页、第262-263页。）
《瀛环志略》的资料来源大部分来源于以下两方面：一是与外国人士的接触。除了雅裨理外，徐继畲还利用职务之便，在接触外国官员、传教士、商人时尽量询问世界各国的情况。雅裨理的朋友，美国传教士甘威廉（W.H.Cumming，书中称为甘明）即为徐氏询问的对象。《瀛环志略》有关瑞士的章节引用了他的叙述。英国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G.T.Lay)与徐继畲结识后，徐氏经常向他请教，书中有关古希腊文明、古犹太史等，就有李太郭提供的知识。李太郭的后任阿礼国(R.Alcock)及其夫人也多方面地为徐继畲提供外国史地情况。二是搜集外国地图集以及西方人士的汉文书籍。道光24年，徐继畲的下属泉州府同知霍明高（蓉生）“购得地图二册，……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注：《瀛环志略·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此外，徐继畲还通过各种渠道罗致流传在东南沿海地区的西洋人编写的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出版物。《瀛环志略》的“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注：《瀛环志略·凡例》。）《瀛环志略》还引用了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C.Gutzlaff)和葡萄牙传教士玛吉士(Machis)的作品。
姚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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