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种以省边粮厥。后易守河之役为巡河，易巡河之役为哨探。然犹打水烧荒，而兵势不绝，故势家犹得耕牧，而各自为守。后此役渐废，至成化七年（1471），虏遂入套抢掠，然犹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筑东西中三路墙堑，宁夏修筑河东边墙，遂弃河守墙，加以清屯田、革兼并，势家散而小户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虏酋火筛大举踏冰入套住牧，以后不绝，河套遂失。……”[4]入住河套的蒙古部是管理成吉思汗灵帐八白室的部众，后逐渐形成了鄂尔多斯[5]部。上述史料较好地勾勒出了明代对鄂尔多斯地区的统治与农业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明初在其地推行军屯[6]“退守黄河”后，“势家”亦然能耕牧[7]。但是，到成化年间“弃河守墙”后，“势家散而小户不能耕至，”从此农业在鄂尔多斯地区经济中的比例受到了影响。取而代之的是蒙古的游牧性畜牧业经济。“河套地方千里，虏数万入居其中，趁逐水草，四散畜牧。……”[8]表明了当时蒙古人从事的畜牧业经济的基本状况。从那往后一直到清初，虽有过小规模的农牧业交错，但畜牧业的主导地位从没有受到过威胁。
据清末所立河套《重修诸神庙并开渠筑堤碑》记载“俺答议和，河套世为百姓耕种，世宗命总兵移镇榆林，边外尽入蒙古矣。百姓春种秋归，谓之‘雁行’。”[9]上述记载表明明末或16世纪晚期也曾有内地民人到鄂尔多斯地区从事着“春种秋归”的“雁行”农业。隆庆（1567-1573）末年，从鄂尔多斯“归人供说虏中中国之人居半”，竟至“套中不能容住”[10]。这说明明晚期鄂尔多斯地区出现过一次相当规模的移民高潮和农业发展。我们知道明末在与鄂尔多斯毗邻的土默特地区有大量的民人从事着农耕，这次移民潮或许是发生在鄂尔多斯与土默特交界地区。这个问题有待于今后做进一步研究。
明季，萧大亨《北虏风俗》也记述内蒙古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状况时说，“可观诸夷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此等传来已久，非始于近日。”[11]但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有关内蒙古西部农业发展的记载似乎从文献中消失了。可能是朝代交替的不稳定，使尚属脆弱的农业发生了中断。
清顺治年间，鄂尔多斯部归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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