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达尔扎（即上述达尔）为当时乌审旗扎萨克，松阿喇布为当时鄂托克旗扎萨克，因乌、鄂两旗地处于鄂尔多斯南部紧挨着陕西省，两旗的扎萨克一起提出在近边地方游牧的要求，而后经清廷的讨论允许他们游牧。从《清实录》的记载来看，这次被允许放牧的地段并非清初指定的禁留地部分。  

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朝廷才允许开垦鄂尔多斯与陕西、山西交接地区的“禁留地五十里”的部分地段。白界地就是在开垦禁留地的基础上形成的。黑界，亦称牌界，“谓不耕之地，其色黑也。”[26]与此相应，耕种过的土地是白色的，所以，沿长城开垦过的地叫作白界地。白界地在南靠内地农耕区，黑界地在北靠鄂尔多斯游牧区。白、黑界地合起来就是原来的禁留地。  

从康熙三十六年得到清廷允许之后，在民人开垦的基础上白界地逐渐形成，并从此白界地也一直不被包括在封禁之例。可见，封禁政策的有效地理范围是白界地之外的区域。随着“雁行”活动的北进、开垦地的不断拓展，白界地也有其不断展界的过程。“迨（康熙）五十八年（1719），贝勒达锡拉卜坦[27]，以民人种地，若不立定界址，恐致侵占游牧等情，申请因特命侍郎拉都浑，前来榆林等处踏勘。得各县口外地土，即于五十里界外，有沙者以三十里立界；无沙者以二十里立界，准令民人租种。其租项，按牛一犋，征粟一石，草四束，折银五钱四分，给与蒙古属下养赡。嗣于雍正八年（1730），经理藩院尚书特古特条奏，五十里禁留之地，蒙古何得收租？议令征收粮草，归地方官贮仓。十年间，遇蒙古地方荒旱，蒙特恩，将所收粮草仍给蒙古养赡，并照旧界给租。”[28]“乾隆八年（1743），各旗贝子等，以民人种地越出界外，游牧窄狭等情，呈报理藩院，行文川陕总督，饬司核议，复奏。蒙钦差理藩院尚书班第大学士公、川陕总督庆复，前诣榆林，会同各扎萨克等定议：于旧界外再展二三十里，仍以五十里为定界。此外不准占耕游牧，并令民人分别新旧界给租。其旧界照前议外，新界按牛一犋，再加糜五斗，银五钱。”[29]从康熙三十六开始开垦，通过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乾隆八年（1743年）两次勘定可耕地的界限，原先的五十里宽“禁留地”基本被允许开垦，从而导致农业的不断北进和白界地面积的扩大化。晚清和民国时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