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民没有农业社会的经验，往往为了一点利益而放弃土地，得钱后又不会经营，很快挥霍一空，随着耕地逐步侵占了牧地，只有北逃别的牧业旗或忍受贫困化。下层蒙民的怨恨往往集中地面向汉人，或集中于招垦机构和那些取得大量耕种权的商人，却忽略了蒙旗上层，那些有权垄断占有权的人。上层官僚往往先是招民占地，私征地租取利，后因汉人得利较多，又鼓动蒙民抗垦。在东蒙的札萨克图旗洮儿河以北的荒地地段，原是蒙汉杂居，蒙人不敢公开抗垦，为了排斥汉人，上层先诉诸于流言。在光绪三十年，这一地区传出省员要派兵前来逐民谣言，以至汉人不愿意缴出荒价。另外，放垦还引起寄生阶层内部的冲突，这个旗内，“因私垦食租起衅，该王与台吉、喇嘛人等互相争控，缠讼多年”。（注：张文喜等整理：《蒙荒案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72，148，235页。） 

由于无法以农业经营得利，蒙人往往就利用占有权之便取利，但占有权的利益往往是固定的，不能增值。他们便想法使之增值，最终导致混乱。蒙古人有时先把土地租给一个汉人，以后又租给另一个汉人，汉人缴了押租钱后也得不到土地。在包头一带，“或一地两租，而地户自相争夺”。（注：张曾：《归绥识略》，卷三，《钟观察秀上抚宪禀文》。）在后套地区，官方认为蒙民在清末的欺诈行为很严重。“其行诈之术，又惟汉民是师。往往一地而先后私放数人，或数人而先后同放一地，甚至含混指界，文约无凭。”放垦开始时，“丰宁两厅之争地呈诉者不下数百起”。（注：贻谷奏为察右翼垦务成效过半，谨陈前后办法及各员出力情形折并朱批，于《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第1766页。）在东蒙的札萨克图旗，旗王爷光绪年间受揽头钱财，将地力好的查好茂地段指地作抵偿，此后他又将地许给另一个人，一地两许，结成矛盾。（注：张文喜等整理：《蒙荒案卷》，1990年12月，第72，148，235页。）为了贪利，蒙旗有时也将已经有私种农户的地卖给领荒大户。郭尔罗斯的南公以前允许垦民开垦松花江流域的鲇鱼套地，但郭旗的后一位执政者齐公却将这块肥地又以17万两价钱卖给地商安镇藩，“安得田后，乃夺佃另招，冀增租谷，致多数乡民失业”，最后酿成动乱。（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前篇ノ内：蒙地》，大同印书社，1914年2月，附录第100-101页。）蒙古王公也用拖延放荒的办法对付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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