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那木云译，于《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1963年，第六辑，第27页。）由此可见，地商的势力可以将占有权的掌握着不再侵占地商的耕种权。河套地商也能够稳定蒙汉关系，他们不但与蒙旗关系密切，缴租也及时，租地的散户却往往逃租。在伊克昭盟的郡王旗，从1870年到1900年这三十多年中，由于失去了中间的地商阶层，社会反而更加混乱。“商家承领于蒙旗，认交押租银两。农户承耕于商，众伙分收获籽粮。当其始，亦按年而输租，迨其继，或逾期而欠，伙商家固时常减让，蒙人亦间有少收。推原其故，年岁之丰歉无常，加以商家少而农户多，浸成尾大不掉之势也”。散户增多，地商减少，是收不上租子的主要原因。蒙旗曾准备闭地驱佃，但因“农户人多未易”。（注：贻谷为批郑天馥、光道会禀郡王旗蒙古俟缓二三年后再行封闭、札该旗暨包局遵照咨陕西抚查照，于《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第472页。）
4.群体力量与土地权利
蒙汉双方的围绕着占有权和耕种权的斗争取决于多种力量的平衡。先是人口与社会内聚力。在归化城土默特的白塔村，原是蒙古人的户口地。此村的移民大多是寿阳、宁武和忻县的山西人，内聚性很强。乡村私斗中双方力量的不平衡，蒙人难以立足，大部分北逃。民国时期村内只有4户蒙古人，也从地主转变成自耕农；（注：今堀城二：《中国封建社会の构造》，日本学术振兴会刊，1978年，第721-713，740页。）第二个因素是地方政权对占有权利益的保护措施，在喀喇沁左旗，王府的势力强，到伪满时期仍旧地契丰富，汉人也承认蒙古人的占有权。相反，大部分蒙旗都被王公举债所累，占有权利益遭损；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势力，蒙古人缺钱才将大部分蒙地变成了兑契地。在喀喇沁左翼旗的榆树林子村，内、外官仓地、贵族的的他布囊地和庙地都成为兑倒地，大部分蒙古人只吃小租子，地租率大多只有0.5斗/亩。在札兰营子村，“公爷地”的租率为每100亩5大石，每亩合5升，这一数目在放垦时并不低，因那时人地关系宽松，整体的租率低。到民国时期，每亩纳租只有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