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早中期，国家禁垦，私垦似乎是蒙旗王公在钻空子。在达尔汉亲王旗，自乾隆三十七年至嘉庆十一年，旗王府就无视国家*，私招汉人租种土地。（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前篇ノ内：蒙地》，大同印书社，1914年2月，第36-37页。）许多蒙旗一般是通过*关系将私垦合法化。喀喇沁旗的王公自顺治五年起到北京朝觐，由于奢侈消费巨大，陷入贫困，为了补救财政不足，他们垦请招垦收租。清王朝开始时期对土地利益并不在意，但为了限制蒙古势力，还是实行了禁垦，清朝皇帝比较尊重王公的权益，皇帝不愿意对蒙古王公实行制裁，主要对汉人进行限制。由于不能居住，汉人只能成为季节劳动者，春去秋回。春天入蒙后由王府指定具体地点耕种，秋天将收后将一部分上缴蒙旗王府，一部分卖掉，然后返乡。这时期汉移民的土地耕种权是暂时的，占有权和耕种权的分化不明显。只是在后期，当汉人在蒙古当局的庇护下定居时，占有权和耕种权才分化明显。到康熙末年，单喀喇沁地区就有数万定住者。（注：《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下卷，1937年12月，地籍整理局，第1420-1421页。）
康熙末年，尽管清政府仍然采取紧缩政策，为喀喇沁三旗所定的入蒙人数只有800人/年，但东蒙一带的口外山东移民数量已达十万多人。（注：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弘文堂，大正十四年七月，第108-111，139-140页。）定居大规模发生时期是在清中期，清王朝的立场在内地人口压力和灾荒的危机下有所改变，愿意借蒙古王公这种贪利行为将内地过多的人口移向蒙地。“借地养民”尽管无明文可考，传说源于雍正年间，“借地”一词被官方应用，本身就说明清政府尊重蒙旗的领有权。雍正一、二年，山东、河北遭荒，清王朝诏令近边蒙古将可耕地为内地贫民耕种，允许他们定居。（注：《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下卷，1937年12月，地籍整理局，第1420-1426页。）以后又把京城内无地无产的满人和蒙人官兵，移驻热河蒙地。（注：《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六，户口，田赋。）在凌源县，这些雍正二年以后开放的地称为“开放地”。（注：土肥武雄：热河省凌源县十五里堡{图}土地惯行。《满铁调查月报》昭和十年九月，第12页。）这时期的清政府也并未像清末那样剥夺蒙人的土地占有权，而是在蒙地单独设治管理汉人，但在土地权利上仍让蒙人直接与汉人打交道，汉人向蒙古地主缴租，“其地亩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