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功劳或受到排斥的蒙民没能占到地。随着下层蒙民的贫困和汉人的势力的强盛。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年间，在清政府的干涉下，对土地进行了一次整理，蒙汉分离，汉人退地退田。在倒出空地的基础上，形成了第二次占地。第二次占地时札萨克以恩赏地的形式将土地分给以前无地的蒙民，只是在一些地区仍然可以随意占地。（注：《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上册，地籍整理局，1937年，第182-183页。）另外，蒙民的占地也可以随时收回，在喀喇沁左翼旗的西桥村，尽管只有十分之一是官仓地，但在蒙民绝家或北逃后，土地随即编入官仓。（注：《锦热蒙地调查报告》，中册，地籍整理局，1937年，第952页。）
土地占有权上的不平等引起蒙旗内部的斗争，争占的焦点往往在于各阶层所占的私地上。在哲里木盟的巴林塔拉，蒙人一开始就垦荒，到清末，尽管仍有余荒，但许多地段已久为下层蒙人私自佃出。这时达赍贝子因举债过多，欲不分界址地将此地放荒，因未与旗内占地耕种的台吉、壮丁等相商，最后酿成纠纷。札萨克图旗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旗王府借款甚巨，只好放荒偿债，因为担心部下不满，故意承诺要在一段时间后驱逐地户，但最终却没能驱佃，荒户反而愈加增多。放荒时“不问垦地多寡，概令缴押荒银二十两，以致嗜利之徒，任意垦占，转相私售，以一户之名，隐匿私租多户。”最后，台吉、壮丁们甚至宁愿将以前的郡王的债务自己分滩也要求政府予以驱佃，但由于汉人较多，驱佃只能激化矛盾，最后，官司闹到盛京将军那里。（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前篇ノ内：蒙地》，大同印书社，1914年2月，附录第43-51，65-66页。）
二.耕种权及其流通
汉人有耕种权无占有权，但最后他们取得了土地的大部分利益。因他们一开始获得的耕种权往往是永佃权，永佃权会将土地升值的利益利己。早期的永佃只是不退地的租地契约而已，欠租时蒙古一方就撤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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