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主张承认这个卖国条约,他说:“军心不固,外强中干;设与俄议决裂,深为可虑。”[26]他提出的办法是“只能随宣设法,徐图补救,并宜稍示含容。”[27]实际上仍然是放弃新疆的老一套的投降主张。
1880年2月,清政府宣布崇厚所签条约违训越权,不予批准,并将崇厚治罪;改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兼驻俄公使,赴俄再开谈判,收回伊犁。沙俄在中国边疆集结军队,准备用武力实现它的侵略阴谋。清政府也作了准备,谈判如失败,即用武力收复伊犁,1880年8月,中俄开始谈判。此时正值日本侵略琉球、朝鲜,清政府面临海陆两面日本和俄国的压力。李鸿章乘机再次建议对俄让步,他提出“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28]他主张“和俄制日”。逭又是他的老一套“以夷制夷”策略的再版,实际上是他对海陆两疆的敌人全面投降.
1881年2月,曾纪泽和俄方签订解决伊犁问题的《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将特克斯河一带和伊犁河九城交还中国,但沙俄根据此约和以后的划界条约,共割去中国领土七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清政府关于海防塞防的争论,实际是一场边防重点的再认识、国防方针的大讨论。塞防论者是从国防的全局、边防的实际出发,主张塞防与海防二者并重;而海防论者只强调海防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边防的全局,显然是片面的。海防论的主张受到当时朝中颇有影响力的军机大臣文祥的否定,文祥在朝延“会议时力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新疆)”[29]。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应该说,塞防论占了上风,才有左宗棠挥师西进、收复新疆之举,这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事实上,西征收复新疆并没有使海防地位下降,近代海军建设并未停滞.尤其是在新疆问题解决后又发生的中法马江之战的刺激下,无论是以前的海防论者还是塞防论者,均纷纷力主加强海防,建设海军。
历史证明,当时清政府的边防重点的选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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