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期，清政府的治边政策，可以说跌跌撞撞，找不到一个较好的办法。旧的政策瘫痪了，新的办法拿不出来，边界越来越在划界谈判中被侵吞。不平等条约中外国侨民的特权，不仅施行于沿海城市中，而且深入到内地和边疆开放城市。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经过二千年考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非常强大。西方侵略者分离设想，终久未能实现。到了二十世纪初叶，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阴谋，变本加厉。同时，中华民族在进一步觉醒，海内外中国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奔走呼号，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敲起边疆危机的警钟。革命党、维新派和各阶层的爱国人士，无不同声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声讨侵略者的罪行。爱国主义、保卫边疆，成为广大人民的共识，甚至包括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和办理外交的官吏。

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别无选择，只有开始进行改革。首先是军事和教育方面，以后逐步考虑到行政制度的改革，特别是边疆方面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延长清政府的寿命，但事情的发展走向反面，在面临崩溃的局面下，内耗增多，人心离散，五六年间，改革成为昙花一现，清政府终于灭亡。

在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下，改革只是一个幻想，注定的下场是失败。但具体在某些方面，由于爱国主义的高涨，某些地方官吏确也作出一些成绩。年限虽短，但颇有影响。

在外交方面，吴禄贞对日关于延吉问题的谈判，取得初步成功，日本承认我国在延吉的主权。对英关于西藏的交涉，张荫棠坚持我国领土主权，伍朝枢写出文章公诸世界，声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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