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有财势，良家若妻以女，合族不容，即将全家驱之出族。所以别名分、重礼教也。”[58]还有人举出此前曾发生在浙江的类似事件：某已故盐商之女，因看戏而恋一优伶，求嫁而母不许，遂病濒死。其母无奈，欲许婚而请于宗族，族人咸谓：“家素清白，安能作此丑事？”遂对外佯称女死，使母女改姓易名，任其婚嫁而出族易地居住，本族不再认此女为族人，但仍认其母。[59]由这些实例可以看到，以往对于实际发生的良贱为婚事件，民间的通行作法是，即使女家同意，宗族也会强行阻止，阻止不成则将女家逐出族外，以保全宗族的名誉。宗族利用族权自行处置，而不愿告官究办使家丑外扬，这也是出于维护宗族名誉的考虑[60]。这种民间通行的作法，是以家庭和宗族结为社会利益共同体关系为基础的。
而在上海租界，与聚族而居的传统乡镇已有很大不同。这里是个移民社会，个人和家庭已基本脱离了原来的宗族关系，而以亲戚、同乡、同业等相混合的社会集团关系所取代。这种关系有松有紧，以商人之间的关系为最紧密。一些相同地域或相同行业（二者往往有重合）的商人往往结成会馆、公所等组织形式，这一时期在上海就有这样的会馆、公所等二三十家[61]。这些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相互通融商务，谋求共同利益，形成较稳定的社会集团。虽然这些组织大多主要是商务功能，但是一些地域性组织也有维护共同社会利益的功能，在这一点上延续了一部分原来宗族的属性。韦商所属的广肇公所，就是广东籍商人的同乡组织，其中与韦商同属一县的香山籍商人，又形成了次一级更为紧密的同乡集团。在这场韦杨婚姻纠纷中，韦女叔父以族人的身份，与同属香山县的绅商，组成了一个乡党集团，在这场争论中被同情派称之为“韦党”。这种亲族与同乡关系相结合的乡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宗族关系的移植和延伸。支持韦党干涉韦女婚姻的重惩派，就是沿袭传统宗族对家庭的制约观念来看待韦党与韦女家庭的关系。重惩派的观点集中在以下两点：
第一，关于韦女婚嫁的决定权在韦母还是在韦党的问题。他们认为，子女婚嫁应由男性家长主持，虽然韦父不在，韦母也无权主婚。有来稿中说：“婚嫁大事，父兄主之，其母但教以妇道而已”[62]。他们认为，其母职责既只在于“教以妇道”，对韦女婚嫁不能有决定之权，在韦父外出不在家的情况下，作为其家族男性代表的韦女叔父及其乡党就有责任代为处置。所以他们说：“彼以乡谊同愤，况有亲叔主张，应得有罪者，何可情逭！”[63]他们比照以往的宗族关系，以宗族可对违犯族规家法者自行惩治的传统，认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