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于韦女婚嫁韦母是否有决定权，韦党是否有权处置这一问题，同情派依据清律规定及民间通行的子女婚嫁受“父母之命”的常规，并引用先贤之言：“孟子有言，女子之嫁也，母命之。”[70]认为婚姻首先是其家庭之事，只有作为家长的韦氏父母才有权主之，韦父不在，则其母也可有主婚权。所以，韦女“受母命”，由其母主持而行婚嫁也是正当的。即使韦母主持的这一婚姻有违“良贱不婚”的礼法，也应由其男性家长韦父自行处置，虽然韦父不在，韦党也无权代行家长之责。他们批评韦党是“代人为父”，并引用清律谓：“请以律论，妇女犯奸，惟其夫、其父始能执，家庭尊长尚不能预，何况同乡？……阿宝尚有父在，又何必人人得而诛之？今众粤人既已代人作父，何以此时又需待其父归乎？谓阿宝之罪当死，何以众粤人不共杀之？”[71]他们认为，即使韦党为保全同乡名誉而可有一定干涉权的话，也应该是在尊重其家长权利之上的有限措施，如招其父回后自行处置，“其妻女事，自应候其主持，同乡诸人，代为洩愤，惟须夺其母女回家，共囚一室，函致其父，令其自行发落。”[72]他们强调在韦女婚姻问题上，应当尊重其家庭的自主性和家长的决定权，认为韦党不能代行家长之责，无权代为处置。显然，他们认为这种乡党关系已远不是以往的宗族关系，不应过多干涉个人家庭的事务。 

第二，对于韦党以“奸拐”、“拐盗”公讼于官的处置方式是否合宜的问题，同情派认为，韦党对于韦女之事公讼于官，并大肆宣扬，公之于众，是只为维护乡党名誉而不顾惜韦女及其家庭名誉的行为。他们指责韦党议论中“或曰先奸后娶，或曰黑药迷惑，是直以韦宅为妓馆，任月楼污其女，逞其术，大肆*秽，而其叔若罔闻知者。”他们指出，这种公然谩骂张扬，及构讼于公庭，不仅使韦女蒙辱受刑，对于韦父的名誉也是极大的损害。所以他们指责韦党“何必遽行兴讼到官，既使其女大受刑辱，并令其父大获丑声乎？”“使其弱女掌责，家丑外扬，其父之颜面果何存乎？……同乡诸人，似当善为调处，何必遽令出丑，使其父无地自容？”[73]他们说：“韦某一不幸有此妻女，又不幸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