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县官对杨月楼施以严刑重责是否适当？重惩派认为叶县令对杨月楼和韦女施以刑责并不过重，也没什么不妥，有的人甚至还嫌太轻了。他们认为，以月楼之“拐盗”重罪，“邑尊宽猛相济，仅击月楼胫骨百五”，已算是轻责。而对韦女则“即掌责千百，皆伊自取，况轻恕发落，仅责二百，有何足惜！”[88]在他们看来，杨月楼和韦女既然犯下了“奸”、“盗”大恶，审官施以多么重的刑责都不过分，二人完全是咎由自取。他们主张重惩的理由，还不仅仅是针对杨月楼和韦女个人，而是要籍此严肃礼教，维持风化，惩戒余众。如他们所说：“若优人弱女，既易逾闲，倘不严为之防，更有不可向耳。”[89]他们认为，只有重惩月楼，才会使优伶等“贱民”日见嚣张的不安本分的气焰有所收敛，“庶几其余优人稍知畏惧，不然犹纵虎归山，其害岂浅鲜哉！”[90]他们对于这一时期上海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良贱失序、男女丧耻的风气早有义愤，正欲籍此案而一振礼教。所以他们说：“月楼素行不端，人所共恶，洵斯言也。宜乎趁此奸*大恶，明正典刑，岂不大快人心！”[91]他们呼吁：“愿地方官早严办月楼，以快众心！”[92]当时有人作感事诗对县令的严惩称赞道：“惩恶原来有网罗，从今执法斫*鲍。”“不是清夜贤令尹，何能只手挽狂澜！”[93]可见，他们把县官对月楼的严刑重惩，视为是拯救世风、力挽狂澜的义举。 

同情派则基于对处于弱者地位的杨月楼和韦女的同情，主张不应当重惩，而应依据律法公正地审断此案。他们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第一，对于杨月楼应定何罪？应当依据什么来定罪？同情派认为，应当依据事实和国家律法来定罪。他们认为，对月楼的定罪应从事实出发，“月楼虽不安分，咎实难辞，然就事论事，尚不比于抢盗”[94]。他们指出，量罪应当以国家律例为依据，而“律例者，国家之所定也”[95]。在他们看来，如果说月楼和韦女有罪的话，也只是犯了清律所定的“良贱为婚”或“和奸”之罪。清律载明，犯良贱为婚之罪者男予杖责一百，女则离异归宗；如按“和奸”之罪，则与此案同时，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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