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诸君之证实，使少知羞耻，置身何地？必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岂不可怜？”[74]因此，他们认为韦党讼于官是“损人声名”，“扬人家丑，而使之传播于公庭里巷”，是“丧德”之举[75]，因而是处置不当，“调停不善”[76]。所以，同情派对于韦党只顾自身利益，而毫不顾惜韦女及其家庭利益的处置方式，认为是仗势欺凌弱小，他们对这种以乡党势力压制家庭和优伶弱女的行为表示不平，因而指责韦党“以合省正人而公讼一优伶、一奔女，何异以泰山之尊重而压一卵，以狮象之全力而博一兔”。[77]
由上可见，两派争论的焦点，就在于韦女叔父和同乡组成的乡党集团与韦女家庭的关系，乡党对于家庭有多大的干涉权？乡党利益与家庭利益孰轻孰重？重惩派和同情派的分歧表明，在这种新的关系中，究竟怎样处理家庭和乡党集团的社会利益关系，还没有形成社会公认的规范，人们往往从传统的宗族观念中去寻找依据。所以，问题的实质就是，在这种新的乡党关系中，以往的宗族观念究竟是怎样延续的。乡党关系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共同利益，如重惩派所言“辱没乡亲”所指的名誉共有感，但这种社会共同利益又远比以往的宗族关系淡薄得多。比如以往宗族对于家庭既有约束、干涉的一面，也有利益相连、荣辱与共、相互扶助的一面。所以，将“良贱为婚”的家庭驱逐出族，也就意味着斩断与宗族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使这个家庭丧失了宗族的支撑，陷于孤立、弱小的不利境地，因此也是一种惩罚。在争论中同情派也有人提出，如果韦党不只是光想到维护自己的名誉，同时也能顾惜韦女及韦父名誉的话，完全不必公讼于官，不必张扬于世，而可以仿效以往宗族的作法，“代韦姓驱逐断绝，谓韦姓无此不肖妻女，谓粤人无此不肖妇女，岂不光明磊落哉！”[78]而韦党并未这样做，这是因为，乡党不同于宗族，他们没有公认的权力宣布将韦氏母女驱逐出族，即使这样做了，对于韦氏母女也构不成什么惩罚，反倒等于成全了她们的婚事，因为她们本身对于宗族已没有什么依赖关系。正是由于乡党关系与宗族关系既有延续又有区别，所以，在争论中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强调以往观念中不同的内容。重惩派强调乡党集团对于家庭的干涉权，和维护共同名誉利益的权利。正是在这种势力的压迫下，韦父回沪后，为情势所迫，也只能站在乡党一边，割舍父女、夫妻之情，任凭知县重惩。同情派则强调尊重家庭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乡党也应当顾惜韦女家庭的名誉利益。他们举出清律以及民间生活中实际遵行的“父母之命”的传统习俗以及孟子之言，作为要求对家庭独立性予以更多尊重的依据。两派的争论，正反映了家庭与乡党关系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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