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奸”案，男杖一百而释放[96]。他们反对重惩派以义愤代法、以感情代法的作法，批评重惩派拟为“拐盗”重罪并无法律依据。他们指责重惩派来稿中作为依据所说的“万恶*为首”、“奸重于盗”、“母女同奸则*”等罪名，只是采自俗语传言，不足为据，“所引各例，皆市井口谈之例，非朝廷颁发之例”，所以“以之恐吓乡愚则有馀，以之耸动正人则不足也。”[97]另一篇来稿也指责道：其“所引律例，一味持强，显而易见皆系韦党私定之律，非大清朝颁发之例。”[98]他们指责重惩派不顾国家所定律例，而只是逞己私意而自拟罪名，“今揣贤父子（指重惩派来稿所用的“不平父”、“不平子”等化名──引者注）之意，以为律例罪罚，只须任贤父子以定，粤人以定，县令以定，无须上详咨部题奏耶？若然，则贤父子等诸人比皇帝更大矣。”[99]他们进而还把予头指向县官，认为县官不应当以情代法，为同乡泄愤而逞己私意，不按国家律法而随意自定罪名。他们指出：“国家立法，官宪执法，自有一定之例，即君上亦不能逞私意，上下其手，出入人罪。”[100]他们反对重惩派及县官以私意代替国家律法、以义愤而随意拟定罪名的作法，要求对身处低贱的杨月楼，应当以国家律例公正定罪。
第二，县官对于月楼施以严刑重惩是否适当？同情派认为，县官对月楼和韦女施以严刑，是站在韦党一边逞其私意、滥施刑责，是不公平的，“在粤人以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为大惨人目。”他们责问县令“究执何例以办？夫月楼……尚不比于抢盗，今竟敲击胫骨，其将以强盗律之乎？”因此指责县官是“误用非刑”[101]、“刑罚不中”，批评县官“若*刑以逞，似更非哀矜勿喜之意也。”[102]他们认为，叶县令是代其乡党泄私愤，严刑过当。“佥称杨月楼素行不端，人所共恶，然今日所犯，尚非凶恶棍徒、积匪滑贼可比，故疑此案，觉有情轻罚重之处。”[103]在此案知县以“拐盗”定案，解送淞江府覆审又经刑讯维持原判后，《申报》发表评论，以更为激烈的言辞指责府、县官员执法不公：“在我下民所问者，中国县官其肆私以残民，私刑以随私意而索供，其可忍乎？县官显逆舆论，背违上意，如欲拼官职以肆其私意，以紊乱定例，其事尚可问乎？其情尚可容乎？”文中批评县、府官员官官相护，欺压小民：“上县既极残刑以索供，至郡内又加刑以逼迫犯人不使翻其前供也。”“县官越例以残民人，事既播扬于远迩，则为上司者，其尚能因循又加刑审以掩饰众人耳目乎？……如是者置民于何地？王例尚焉用欤？”他们认为，这是“父母官恃势倾危侵凌”。文中愤怒地指出：“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