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绕断案的争论中，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情况，就是《申报》的评论多处提及西人的态度和看法。上海是个华洋混居的地方，这件婚姻纠纷案在华人社会中闹得沸沸扬扬，无人不知，自然也引起了西人的关注。上海的西文报纸对于此案也有报道，而《申报》因馆主为英人之故，报馆内常有西人来往，有的还是通晓华文，常读《申报》的中国通，他们与报馆主笔诸人自然会谈论此事，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些出自西人的看法使《申报》主笔有所触动，所以，他们在评论中多处谈到西人对此案的看法，并明显地带有肯定倾向。这一时期，清政府标举学习西方“富强之术”的洋务运动已历十余年，西方是富强的榜样已成为一般关心时事的人们的共识。所以，《申报》主笔引用西人之说时，也是把西人的看法作为代表富强的西方，作为一个正面的参照。 

    他们援引西人的看法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他们指出，西人对于韦党及县官强行干涉韦杨婚姻，并对月楼严刑重惩的作法，也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西人从西方的社会文化观念出发，对于从事歌唱戏剧的艺人没有歧视概念，也不理解中国的良贱之别和婚姻观念。他们以西方平等观念看待韦杨婚姻，自然认为杨月楼与韦女自愿结婚完全是其个人的正当之事，无可非议，因而对于韦党强行干涉并以“拐盗”公讼于官的作法感到不近人情，不可思议，对于代表中国法律而执法的县官又严刑重惩月楼、韦女，也感到毫无道理，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如一篇评论中转述西人的看法所说：“此事初起，邑侯始讯之日，外国诸君已笑华人喜为非分之事，华官好用非法之刑。”[106]后来西人看到重惩派在争论文章中大谈月楼罪责有种种礼法依据，西人又对这些不近人情的中国礼法进行批评，如有引述说：“西人见骈首、*、斩决等例，纷纷下问，中国如此不通之礼，何人所定？中国如此非理之例，何朝所颁？”[107]这是围绕韦杨婚姻性质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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