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申报》上展开的这场争论时近一个月，重惩和同情两派各执一辞，愈争愈烈，两不相下。由于《申报》发行之广，影响之大，造成了很大声势。以《申报》主笔为代表的同情派，锋芒直指官府，且言辞越来越激烈，引起地方官的恼怒，对《申报》发出威胁[113]。为免事态扩大，《申报》馆不顾纷纷来稿，在十二月七日宣布所有来稿“一概不肯再刊”[114]，就此结束了这场笔战。此案后经淞江府复讯，仍维持上海知县所定的“拐盗”之罪，杨月楼被判军遣，韦女掌责发善堂择配。 

此案虽然以重惩派和官方的胜利而告终，表明他们所代表的传统正统观念仍然在社会中居于优势。但在《申报》上各类人士围绕此案的这一番大争论，也反映了在上海这个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的地方，人们的社会伦理观念已经出现了变动。时人有言：“事关风化治尤难，半说从严半说宽”[115]，正反映了这种观念不同，并相互冲突的状况。而从同情派的议论中可以看到，与正统社会伦理观念不同的，以往被压制的，甚至是从前所没有的新观念也发出声音，而且并不微弱，能够在社会舆论中公然与正统观念分庭抗礼。 

在这些新的观念变动中，出现了什么新的趋向呢？我们从同情派围绕良贱身份之别、家庭和乡党关系及关于断案的议论中，可以看到同情派反对良贱严加等级区别，主张对于“贱民”也应以常人情理看待的社会平等要求；反对乡党势力干涉家庭事务，主张更加尊重家庭的独立性和自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