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具有新趋向的社会伦理观念何以产生，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通过前面的考察可以看到，这些观念的产生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些观念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上海商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贵贱颠倒、尊卑失序的社会风气，正是产生超越等级身份观念的社会平等意识的温床；在这个移民社会中家庭独立性的上升，也是要求更为尊重家庭自主性的基础；这里不受中国官府直接管辖，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有较大的自由空间，这也是人们要求抵拒官府的压制，争取法律公正的社会环境。所以可以说，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是引起社会伦理观念变动，及孕育新社会伦理的温床。 

第二，这些新观念在中国原有的社会伦理观念传统中有内在的源流，这就是与正统伦理并存，但却一直受到压抑的民间伦理。同情派在申论自己的观点时，往往首先从传统中寻找伦理依据。如强调“食色，性也”的普遍人性论，作为主张对月楼和韦女以常人情理相待的理论依据；强调“父母之命”的家长权力，作为反对乡党过于干涉家庭权力，要求尊重家庭自主性的依据；强调按律公正执法观念，作为反对审官以私意而滥施刑罚的依据。这些站在民间立场、维护小民利益的民间伦理观念，虽然早就存在，在有的时期也曾有所活跃，如明清之际对“人欲”和个体的肯定，但那时还只是少数异端人士的私下议论，在社会舆论中的影响十分有限，而这时的这些新观念，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和民间舆论基础，并以不受官方约束的《申报》为阵地公然倡说，表现出一种独立于正统观念和官方势力的姿态，对社会正统势力已构成挑战，表明这种社会伦理观念的变革，已经具有了成长发展的社会基础。所以说，这种观念的新变动，首先是传统观念的一种内在的变动，是传统观念内部结构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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