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断案争论与法律观念的变动 

韦党公讼杨月楼一案由上海知县究办，身为韦氏同乡的知县叶廷眷如何审断此案，就成了众所瞩目的事。 

清代知县也是地方初级审判官，直接受理民事案件。其审案断案，既代表官府的权威，也代表社会公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为民作主”。县官断案虽然一般是以清律规条为基本依据，但究竟如何判断案情、如何定性，又往往讲究“情理”二字，要考虑到具体的人情事理，因而往往会受到审判官个人的道德判断、性情好恶、人际关系及社会舆论等所左右。特别是对于这类有关“风化”──即社会道德风气──的案子，作为地方官往往会考虑到倡导地方民风及维护治安的需要。因此，他依据什么理念断案，也就意味着提倡这种理念为人们应当遵行的社会准则。对于这件韦杨婚姻之案，由于既是男女私相议婚，又有明媒正娶的形式；既是良贱为婚，又有韦母主持；既有明媒正娶的形式，韦党又以“拐盗”公讼于官。这些情形使如何断案有很大的伸缩余地。 

此外，县令在审案时对月楼和韦女都予严刑责打，这是沿行“刑讯”的传统作法。历来官员在审案时为了惩罚犯者或逼得口供，往往施以刑讯，认为犯人只有在重刑之下才会招认实情。但用刑的轻重程度也要视案情轻重而定。叶县令在案犯押解到县，尚未正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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