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五月率师进入北京后发布的第一道诏谕就是令各地“为首文武官员即将钱粮册籍、兵马数目，亲赍来京朝见”（3），足见新统治者对掌握原有赋籍的重视。随后，河南道御史曹溶、户科给事中刘昌等纷纷条陈，要求“议国用”、“施实惠”、“定经赋”（4）。但由于明清之际战火燎烧，州县旧籍多已无存，即如《清史稿·食货志·赋役》所称：“时赋税图籍多为流寇所毁”。赋税的征收失去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同年十一月，山东道御史宁承勋奏称：“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祈敕部于赋役全书外，无艺之征尽行裁革。如恩诏内有全免者，有半免者，有免三分之一者，著定书册，刊布海内，令州县有司遵照规条，户给易知由单，庶愚民尽晓而永遵良规。”（5）在这里，宁承勋已隐约提出重编《赋役全书》的建议，但户部议奏后，一时没有下文。到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才又谕令户部：“国计民生，首重财赋。……而兵火之余，多借口方策无存，增减任意……今特遣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公英俄尔岱彻底查核，在京各衙门钱粮数目，原额若干?见今作何收支、销算?在外各省钱粮，明季加派三项，蠲免若干?见在田土，民间实种若干?应实征、起解、存留若干?在内责成各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赖。”（6）这是第一次明令编定《赋役全书》的谕旨，其中亦有许多具体的要求，但征收钱粮的具体标准，此谕没有提及，据随后的有关免除明季加派的谕旨以及《清史稿》的简明记载，可知是时“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之旧”（7），亦即遵循着“万历则例”的征敛原则。
《赋役全书》何时编定?学者们一般认为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8）。拖延如此之久，似乎不太合乎情理，这里恐怕存在着一些误解。笔者认为，顺治三年（1646年）奉旨编撰《赋役全书》，不久即告编成（9），随后的工作仅仅是“订正”而已。如顺治九年（1652年）覆准：“令督抚务饬所属州县，每岁终，造荒田有无开垦，户口有无增减，订入《全书》报部，分别劝惩。”又题准：“各省《全书》，责令布政使司刊造，某项系明末加增，应去；某项系原额，应存。每州县各发二本，一存户房，备有司查考，一存学宫，俾士民检阅。”（10）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赋役全书》，开载州县田土、户口、赋役，有关国计民生”，再次令户部会同户科订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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