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揭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的奏折中，在要求编撰《赋役全书》时，已同时要求“户给易知由单，庶愚民尽晓而永遵良规”。此时要求复行明代易知由单之制（17），未被清廷理睬。至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复经户科给事中董笃行之请，方才由户部议准颁刻易知由单：“将各州县额征、起运、存留、本折分数、漕白二粮及京库本色，俱条晰开载，通行直省，按户分给，以杜滥派。”（18）但在具体实行中，却非如统治者想象的可以“杜滥派”，所以，顺治八年（1651年）刑科给事中魏象枢又提出在易知由单之外，再造“格眼清册”以杜其弊，其疏云：
有司派征钱粮，皆假吏胥里书之手，或蒙弊不知，或通同作弊，朝廷虽有浩荡之恩，而小民终未免剥削之苦。请敕该督、抚、按，速檄各州县，照本年易知由单备造格眼清册，详注某户、某人、某项钱粮，及蠲免、开除、征收数目，送督、抚、按复核无差，即将原册钤印发征。倘有改册征收、自立红簿等弊，立行纠参（19）。
这是刊发易知由单后仍不能防止胥吏上下其手、通同作弊的一个例证，因此不得不采取其他方法加以弥补。不惟如此，同时还存在着不刊发易知由单，或少刊发、迟刊发等诸多问题，对此，户部尚书陈之遴在顺治十年（1653年）所上揭帖中言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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