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命右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征，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其新垦地亩，招徕人丁，续入册尾。每州县发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11）。经过这次订正，又形成一个新的文本，目的在于“务求官民易晓，永远可行。书成，进呈御览，刊发内外衙门，颁行天下，凡征收完纳、解运支销、考成蠲免诸法，悉据此书，用垂永久”（12）。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订正全书”，并发布一篇长谕，除了强调上述事项外，特别申令“详稽往牍，参酌时宜，凡有参差遗漏，悉行驳正。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昔太冗，而今宜裁者，俱细加清核，条贯井然。后者续增地亩钱粮，督、抚、按汇题造册报部，以凭稽核。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13）。
从顺治三年（1646年）谕令编撰《赋役全书》，中经几次修订，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详密而完备的《赋役全书》编成，体现了清廷整顿赋役征收款项、以万历年间钱粮征收则例为基准的定赋原则，这是最基本的。同时，又分条明了原额、除荒、实征、起运、存留、本色、改折、豁免、新增等种种事项，“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这在清初赋役制度特别混乱的情势下，也是十分必要的。
也许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所定《赋役全书》过于详密，所以又出现了“头绪繁多，易于混淆”的弊端。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又令“新修《简明赋役全书》，止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杪）以下尾数，可除吏胥飞洒苛驳之弊。各州县遵照新编全书，造征粮比簿，不必另行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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