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雍正元年，江西万载县棚民温上贵只身入山，轻易地进入万载棚民之中，并发动了棚民起义，使统治当局对棚民问题十分忧虑。大学士白潢、两江总督查弼纳、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户部尚书张廷玉等都有专折奏报棚民问题。雍正帝把重要的奏折转发到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并饬令“务须细加访察，必透彻事之终始情节，再加详慎筹画。”5此后，江西巡抚裴率度、浙江巡抚李卫等都详细调查了棚民问题。于是，棚民的户籍问题便被提到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制定了对棚民的各项政策。
经过这样的调查，统治阶级对棚民基本情况有所了解，初步改变了“棚民皆匪”的盲目认识。过去，统治阶级一直把棚民视为匪类，明崇祯年间湖南和浙江把靛棚称之为蓬寇或靛寇，清顺治、康熙年间江西的蔴棚也被称为“棚寇”，因此，棚民被认为是“不逞之徒”6。雍正年间这种看法已发生动摇，闽浙总督满保认为，“其间亦有良善之民，勤力耕作”，他们“因本籍无业，远投别省谋食”7，张廷玉认为，棚民是“失业之徒，沿缘依附，什佰为群，割苧沤麻，倚为生计”8，李卫经过调查指出，“棚民谆顽不等，原非尽为匪而来也，皆福建、江西贫民，因本地人多田少，不能养活，故相率就食于外方。”9虽然仍认为棚民“姦良不一”，但毕竟看到了棚民外出谋生这一基本事实。这是雍正年间制定棚民政策的认识基础。雍正二年，张廷玉提出了处理棚民问题的基本办法。
“责令（地方官）晓谕约束，导化渐摩。或奸匪不时窃发，即重加惩治，毋致蔓延贻害。安插既久，其素不为匪者，则编入烟户册籍之内。其居住未久，而踪跡莫定者，令取具五家连环保法，以杜日后事端，皆于编查保甲时一体稽核，毋许遗漏。再，棚民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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