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案子审到这里雍正似乎已经大获全胜了，但终究还有不少拖泥带水的麻烦事等着皇上决断。一是审理杨名实案的过程中不仅牵涉到了原任云贵总督高其倬，而且李卫底里尽露，不仅徇庇范溥有他一份，而且冯庆长亏欠库帑三千九百四十两竟是他挪用来为与其“相好”原任云南藩司、升任贵州巡抚毛文铨弥补亏空造成的，日后他却落井下石，反咬杨名时一口。情节如此恶劣，黄炳、朱纲只好另折密奏。雍正将这件折子压下来了，未发交有关衙门办理，他的朱批大可玩味：“此事尔等另折奏闻，又不隐瞒，料理甚属可嘉。但原因杨名时可恶起见。此事高其倬、李卫三人之罪等，若牵扯一处，高其倬、李卫皆朕倚任之人，面上不好看，况亲朋情面，又不关公帑，尚有可恕。所以此事朕未发出，尔等亦当密之。”（注：朱纲与黄炳的“另折”及朱批，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第80－81页。）定罪量刑，杨名时一把尺子，李卫又一把尺子，这就是雍正经常挂在嘴边的“秉公执正”，而对杨名时之所以用一把特制的尺子，则“原因杨名时可恶起见”。话说到了这个地步，让人还有什么可讲的呢？另一件更棘手的事，是杨名时这件案子不好收场。原来朱纲在与黄炳会审杨名时案同时，又按照雍正的部署，以新任云南巡抚的名义题参杨名时徇隐废弛、藩库不清等情。杨名时自承“贻误瞻徇”“无可申辩”，但当雍正降旨斥责他“巧诈居心”，令其“明白回奏”时，杨名时却倔强起来，回奏说：“深受国恩，忝任内外，屡干罪戾，犹荷矜全，若复巧诈居心，是诚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名时虽极愚蒙，何敢自外生成？”再审，杨名时仍“坚供不承”。（注：参见《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清史列传》卷十四，《杨名时传》。）在专制*威下，杨名时什么都可以包下来，就是“巧诈居心”不能承认，作为一个诚实的学道者，杨名时毕生以诚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诚”，是他无论如何不能背弃的道义上的承诺，是他宁可抛弃生命也要坚守的“认罪”的底线；雍正则意欲突破他最后一道防线，撕破他“假道学”的伪装，从根本上把他代表的一切“科甲积习”丑恶化而糟蹋之——僵持之下，刑部援据“挟诈欺公律”拟名时“斩监候”上奏，雍正终于退让了，降旨：“杨名时别案尚多，此案治罪之处，著从宽免。”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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