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p,141.)钟才宏先生回忆湖南桂阳州复选情况说：“规定名额为议员三名，初选为五倍之。……在初选十五人中，桂阳州占十名，事实上可以垄断选举。然投票揭晓，余与桂阳某君同获四票，居第三位，依例应抽签决定。但该州人士竟自动宣布放弃，因该州已获议员二名，故以为第三名议员应让于蓝山人士，即嘱事务人员依此呈报。而与余同获四票之桂阳某君亦未力争其抽签之权利。可见当时谦谦君子之风未泯。”[11](p.21.)这次选举一方面反映了国人尚未重视选举权利的竞争，同时说明这次选举颇守规矩，绝无舞弊情事。
但是，选举议员在中国尚属首次。在人口众多、交通不便、风气闭塞、教育落后的条件下，选举困难重重，问题亦出现不少。很多国人还不能积极投入到选举中去，“咨议局章程颁行后垂两月矣。虽其机已动，然动之自官者居多，动之自民者居少。”[12]而且很多国人“但知争被选举权，而不知争选举权，是必不以被选举权为义务而以为权利可知也。夫挟权利之见，以求地方上之被选举权，则其人被选后之效验，可想矣。”这种状况，使一些识者“为各省咨议局选举前途惧”。[13]由于民智未开调查选举也颇为困难。如湖南长沙、善化等地，“因地方风气未开，不识选举为何事，居民仍狃于积习，有产业者往往匿不肯报，或以多报少，或以有报无，“又乡人习惯，有财产者惟求闭门自守，决不欲干预外事。故调查员复查时，彼即再三呈明，不愿居于被选之列。”[14]因此，调查有选举权的人数比实际应有的人数要少得多，选民与人口的比例非常悬殊。
《各省咨议局章程》颁布后，清廷要求“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1](p.684.)至19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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