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谄敬番僧，盖蒙古最尊奉黄教，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列圣相承，用循是道，则皇父(清高宗弘历)六十年来乘时会以安藏辑藩，定永久清平之基，功德无量云。36
接着又明确点出了“以蒙制藏”的用心所在：
我朝开国以来，蒙古隶我臣仆，重以婚姻，联为一体。青海地方蒙古虽非内扎萨克可比，亦不应稍有歧视。雍正年间，于该处设立办事大臣，本为保护蒙古起见，诚以番族(指藏族)杂居蒙古之外，而蒙古实为中国屏藩，是以蒙制番则可，以番制蒙则倒置矣。37
从上引清圣祖所言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已长期盛行于内外喀尔喀。当时，在库伦(今乌兰巴托)设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内蒙古地区又设有章嘉呼克图，他们与西藏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和日喀则的班禅额尔德尼，合称四大活佛。可见，清统治者对蒙、藏在宗教上亦是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结果，蒙古人一家如果有五个或三个男子，就必须有三至一个男子出家当喇嘛。清统治者以这种“宠佛以制其生”、“以佛制蒙”的宗教政策与分隔、限制、利用的民族政策相结合，使蒙古族一蹶不振，人口下降，各部各旗各自为政，不相统属，一切唯清王朝之命是听。蒙古族是清代民族宗教政策的受害者和牺牲者；但从整个清代近300年的历史看，满蒙联成一体，休戚相关，维护着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大家庭和睦共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畅行无阻，整个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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