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于来年利用洪泽湖内蓄清敌黄以济漕运[3]，但这样做的前提必须是高堰各坝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修筑完毕，并在十二月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之间洪泽湖一带有足够的雨水或河水使湖水水位达到二丈左右，这个办法显然把漕粮的命运交给了上天，而洪湖本来剩下的水已经很少，十二月进入冬季枯水期，蓄清敌黄的设想更是渺茫。
对借黄济运的做法，朝廷官员也犹豫不决，一些官员提出了反对意见。道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侍讲学士潘锡恩陈奏借黄济运之弊。实际上，南河总督张文浩和两江总督孙玉庭在道光四年秋天开御黄坝蓄清，虽然让漕船全数渡黄成功，但是洪湖北半边全被黄河泥沙垫高，由此而导致南岸高家堰承重过高是引起堰垮塌的重要原因。如果再开御黄坝，高堰大坝即使堵筑完毕也未必能够再次承重，并且有湖底更加垫高的危险。这一点道光也很清楚，所以，他令勘查江南河事的文孚等人“悉心妥议，计及万全，不可将就了事，至滋后患”[4]。
魏元煜也小心谨慎地递上了奏折，建议借黄济运，但是他只是做了一番理论上的论证，“现经估计兴挑，如果一律宽深。趁黄水不甚浑浊只是，竭力趱挽，尚不至十分掣肘”，可见其全然没有把握。
这是一份很含混模糊的奏折，道光帝当然也不会明确表示赞同，他也使用了一个逃避责任的办法，在谕旨中他这样含糊地说：“（魏元煜）意在权宜办理，朕亦不为遥制。”首先将责任推到魏元煜头上，同时，他也考虑到了借黄济运的弊端实在不容忽视，所以接着表示：“但河漕全局关系重大，若只顾目前之计，将来运河受病愈深，挑浚愈难，谁执其咎”。于是再令文孚“悉心察看，通盘计划，筹及万全”[5]。
皇帝很明显对淮安地方运河、黄河的情形了解不确切。作为皇帝，他的责任在于督责地方大员们，问题最终还得由他们来解决。代替皇帝在两江起作用的，是钦差军机大臣文孚和大学士汪廷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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