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孚，乾隆四十六年由监生考取内阁中书，历任军机章京，员外郎，侍读学士，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以及内阁学士等京职，又出为西宁办事大臣，马兰镇总兵，并迁礼部、工部、兵部、户部尚书，军机处行走多年，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办理过军需，审理过若干京城、地方案件，并曾于嘉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年十二月两次负责督修南河工程。办事经验颇为丰富。[6]
道光虽然在新任南河总督严烺的接任报闻折上提醒他“引黄济运之说不可轻率，必要斟酌万全方好”[7]。但实际上文孚的报告一来，他就改变了主意。
道光五年正月十三，文孚递交了他的报告，斗胆正式陈奏借黄济运之法的正是此人。他的奏折很长，但是归纳起来就是在黄河两岸添建减水坝防止漫决，加筑各坝，并在各要工上抛护碎石加固堤坝。但是对运河受淤问题没有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并且，他估算的工价高达三百万两白银[8]。
漕运在即，道光迫不及待地答应了这项提案，并且立即考虑如何给他们筹集款项。实际上，把两江藩库和附近扬州关、龙江关、浒墅关、芜湖关和凤阳关的存银加起来也只有六十一万两，道光还准备从山东藩库和中央户部拨银二十万两，凑够八十万两[9]。
但话说回来，道光最希望的还是能够像决口事故发生之前那样，蓄清敌黄以济漕运。这种想法贯穿了整个漕运危机的解决过程。同时，高堰的巩固与否直接关系到借黄能否顺利进行。所以，在令文孚设法借黄济运的同时，他令魏元煜赶紧补筑高家堰[10]。魏元煜表现积极，向皇帝保证在五年正月内完成高堰的修补工作[11]。借黄济运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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