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海运之说，历据臣工条议，有谓可以试行者，亦有谓断不可行者，迄无定见。果系河流顺轨，漕船兹克常由内河行走，如必欲舍河运之成规，轻冒洪波之巨险，一切更张旧制，固势所不能，然漕粮谓天庾正供，所关非细，设将来运道竟至淤滞，各帮船因而迟误。该督抚等任地方，岂有束手无策，不为设法运京之理？自应未雨绸缪，另筹妥办……朕思江苏之苏松常镇、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属，滨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一岁中乘风开放，每每往来数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朕意若疆各该府属应纳漕米，照常征兑，改雇大号沙船，分起装运，严饬舵水人等。惟事系创始，办理不易，然不可畏难坐视，漠不相关……各就所属地方情形，广谘博采，通盘筹划，悉心计议，勿存成见务将如何津贴沙船旗丁，不致苦累，雇佣船只有无骚扰闾阎……一一熟筹，据实具奏，候朕裁酌施行至江广帮传应缶同江浙漕粮一体转运海口，俟江浙等帮海运著有成效，再行归并筹办，亦著一并议奏。”[15]
看这份上谕，人们会觉得道光颇有振作之心。平心而论，道光的这个方案是很实际可行的。虽显保守，却有周全谨慎的特点。但是，这份上谕的隐含了一个致命的决策，就是关于本年借黄济运的事已经完全议定，此时商议海运已经是为了下一年运粮作准备，而本年只能依权宜之计借黄济运了。虽然道光对他们寄予厚望，但是从督抚们的表现来看，他们把这看作是给他们出难题。
实际上，道光帝自始至终没有认为漕运需要大规模改革，从高堰决口以后，他的办事方针主要是围绕如何将保证京师乃至整个国家稳定的漕粮运到京通的仓库，海运只是权宜之计。从谕旨中谁都能够看出道光对海运不是特别的钟爱，运河明年说不定就会疏通，督抚们会觉得没有必要去冒险建议在自己的省内试行海运。在后来的谕旨中，道光还透露出另一个用意，即本年借黄济运一旦受阻，可以设法改由海运。可见，他的谕旨充满了未知数，这让督抚们对参与决策望而却步。魏元煜等人一开始就表示海运“诸多滞碍，以盘坝接运较之海运为稳妥”[16] ，极力避免冒险试行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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