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经过顺治八年的奏销整顿，各项钱粮收支的年终奏销，奏销册的管、收、除、在“四柱”格式，以及对奏销册的核查磨算等，已经初步形成制度。并且，在各省及各项钱粮奏销的基础上，户部也有了对全国出入总数的总奏销（注：据记载，在顺治十一年，户部首次有了对全国岁入岁出的总奏报。户部奏称：“国家所赖者赋税，官兵所倚者俸饷，关系匪轻。今约计北直、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南、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广东十一省，原额地丁银三千一百六十四万五千六百六十六两有奇，内除荒亡蠲免银六百三十九万四千两零，地方存留银八百三十七万一千六百九十六两零，起解各部寺银二百七万六千八十六两零，该臣部下银一千四百八十万三千八百八十四两零，内拨给十一年分各省镇兵饷一千一百五十一万八千四百两零，应解臣部银三百二十八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零；又应找拨陕西、广东、湖广等处兵饷银一百八十万两，又王公、文武满汉官兵俸饷银一百九万一千一百两零，计不敷银四十一万五千六百两零……”见《清世祖实录》卷84，顺治十一年六月癸未，又按：顺治“十四年，设巡视官察核光禄寺钱粮，并饬户工两部岁终会计，勿使入不敷出”。见《清朝文献通考》卷41《国用三》。），载在《清世祖实录》以及《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中的历年全国地丁钱粮总额（注：参见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3分册上《顺治朝历年地丁钱粮统计表》、《康熙朝历年地丁钱粮统计表》、《雍正朝历年地丁钱粮统计表》，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也是从顺治八年开始，这正与奏销的整顿与上轨相吻合。

当然，任何政策的出台，在初始阶段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任何制度的确立，也有逐步完善的过程。顺治八年钱粮奏销的上轨，并不意味着所有奏销都循例进行（注：如顺治十六年云南新复后，“滇省废弛日久，钱粮概多混淆，田地荒芜，户口残缺，十六年分各州县经征米谷，有兵马驻镇动支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