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奏销时限的规定。上述有关钱粮的奏销仅仅概称“岁终会计”（即年终奏销），至于何时造册进呈，则未加限制。各省如果没有一定的奏销时间规范，造册奏销难免迟延或参差不齐，势必影响到户部的总奏销。于是，顺治九年（1652年）议准：“直省销算钱粮，逐款备造支解完欠清册，户部据以查核。近畿各省限二月终，远省限三月终到部，逾限者参处。”这是有关奏销时限的首次规定。但这一规定仅以“近畿”和“远省”相区分，还较为笼统。因此，顺治十二年又议准：“奏销本年钱粮报部定限，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限次年二月终；江南、浙江、江西、湖广限三月中；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限三月终。”由于两广离京遥远，奏销册籍难以按时到部，顺治十六年又议准：“广东、广西改限五月终奏销。”云贵收复后，顺治十八年（1661年），首先规定了贵州的奏销时限：“贵州钱粮限六月中造册奏报。”（注：均见《古今图书集成》卷134《食货典·赋役部》。）康熙三年（1664年），又规定了云南的奏销时限：“云南奏销钱粮限六月中报部。”（注：《古今图书集成》卷135《食货典·赋役部》。）至此，各省的钱粮奏销都有了各自的时限规范（注：后来，由于钱粮征解的迟延，奏销时限又有所延缓，如雍正七年议准：“地丁钱粮奏销定例，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令四月到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广令五月到部；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令六月到部。”钱粮征解奏销的迟延，必然影响到钱粮支出的安排，因而又要求各省在正式奏销前，“先造草册一本”。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7《户部·田赋·奏销》。又，与地丁钱粮奏销时限的限定与更改相一致，也有对“兵马钱粮奏销册籍到部定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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