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不难看出，有关新政策的出台与奏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相辅而行。奏销时限的规定，奏销格式的重申，以及月报制、冬估制、春秋拨制的实行，目的在于钱粮奏销的规范化；地丁钱粮奏销与兵马钱粮奏销的同时进行，奏销与清查亏空的结合，目的在于对钱粮奏销的通盘考虑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奏销的功能；而对部费陋规的清理，则标志着整顿财政和肃整吏治的统一。而且，冬估制、春秋拨制以及地丁钱粮奏销与兵马钱粮奏销的同时进行，已经显现出清代前期奏销的“预算”色彩。

上述奏销制度的整顿与规范性措施，主要实施于康、雍年间，因此，可以认为：顺治八年（1651年），是清代奏销制度的确立点；康、雍两朝，则是清代奏销制度的完备期。

当然，康、雍两朝奏销制度的完备，并不意味着清代前期的常规奏销制度再无变化，这只是一种不拘泥于细枝末叶的概说。雍正朝以后，常规奏销制度除循例进行外，在两个方面仍有新的特色；一是“上、下忙造册”的实行，二是“比较奏销法”的实行（注：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奏销措施出台，并形成新的制度。如，雍正年间以后，在八旗与绿营中实行“红白事例银”制度，红白事例银的发放与造报，也专门有《红白奏销册》。参见拙著《清代军费研究》，68-73、129-136页。又如雍正年间实行“耗羡归公”后，至乾隆五年，上谕始要求各省“将一年之内额征公费完欠杂支同余剩未给各数目，逐一归款……俱于岁底将一切动存完欠各数，及扣存减半平余银两，造册咨送户部核销”。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0《户部·田赋·耗羡动支》。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五辑、第六辑中载有湖北、山西、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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