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大学士、九卿“详定条例”。在随后所定条例中，还只是限于对存留、起运款项的分晰造报，对用过款项的清查，以及对舛错款项的驳查等（注：《清朝文献通考》卷41《国用三》。）。康熙二十八年，户部疏称：“各处藩司库银，屡以亏空见告，虽定有藩司升任，巡抚躬自盘查之例，然平时漫无稽核，至升任时始行盘查，未免已晚……嗣后应令各省巡抚于每年奏销时，将司库钱粮亲身盘查，如无亏空，于奏销本内一并保题。倘保题之后仍有查出亏空者，将巡抚照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内新定交盘例治罪。”（注：钞档《地丁题本·湖南（二）》，乾隆二年八月十九日张廷玉题本引前定例。）雍正元年（1723年），又进一步重申，并增加了“令总督监同巡抚亲身盘查”，“钱粮无缺，出具印结，于奏销本内一并保题”的内容（注：档案，乾隆三十六年素尔讷题《为奏销乾隆三十五年钱粮事》引前定例。）。
第六，对部费陋规的清理。钱粮奏销头绪纷繁，各地的钱粮奏销册在送呈户部以后，往往因数字舛错或格式不符等种种理由屡遭驳查，在顺治年间已有“在外年年销算，在内年年驳查，相习成例”之说（注：档案，顺治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杨璜题《为支销之积弊宜除事》。）。以至造成“章奏之最繁者，奏销之驳查”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给事中姚文然提出“应驳者必驳，不应驳者即省，庶内省章奏之繁，外省驳查之累”的建议（注：姚文然：《请省奏销驳查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12。），另一方面，职掌造册的官员为使奏销顺利通过，又大肆向户部行贿，从而形成引人注目的部费陋规。康熙年间的名臣靳辅即指出：“迩来各省销算钱粮，科钞到部，承议司官，虽不乏从公议允之案，然偶值一事，或执一己之偏见，或信部胥之唆使，任意吹求，苛驳无已。钱粮数目繁琐，头绪牵杂，非精于核算，洞悉款项，熟知卷案者，万难得其要领……则经用钱粮之官，不得不行贿以求之，所谓部费也。”（注：靳辅：《苛驳宜禁疏》，见《清朝经世文编》卷26。）康熙年间的部费陋规已相当严重，虽经整饬，但并无多大效果。雍正元年（1723年）上谕即称：“一应奏销，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当用之项册档分明，亦因本内数字互异，或因银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不准奏销。一有部费，即糜费钱粮百万，亦准奏销……朕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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