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上谕，虽然是针对编制《赋役全书》而言，但也同时表达了实行钱粮奏销的意愿。同年，又有“造报文册”和“钱粮考成”的政策出台（注：关于“造报文册”，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77《户部·田赋·奏销》载：“顺治三年定，官员造报各项文册，遗漏重开，数目舛错，或多开少报，遗漏职名者，罚俸三月。该管官未经查出，据册转报者，罚俸一月。”关于“钱粮考成”，《古今图书集成》卷134《食货典·赋役部》载：“凡完欠劝惩，顺治三年复准，司道府州县官征收钱粮完欠分数，岁终报部查核。完十分者为上等，完六分以上者为中等，完五分以下者为下等，按分数定其殿最。”）。“造报文册”当然不单指钱粮奏销册，但其列在《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奏销》中，“钱粮考成”则应以钱粮征收、奏销为基础，所以，从这里已可大致看出当时对钱粮奏销的重视和钱粮奏销的肇始。事实上，我们在现存档案中，也发现了顺治三年后有关田赋、盐课等的分类奏销记载。如顺治六年（1649年），巡按河南监察御使李若琛题称，据河南省造报的奏销册，“河南一省宣武等共二十二卫所，通共原额屯地九万九千三百八十八顷十三亩，自顺治元年起至顺治四年终止，实开熟地二万五千九百九十七顷八十六亩。又编审过汝州等五卫所屯丁二千三百二十四丁。合计丁地二项，元、二、三、四年共征银八万八千四十一两，已完过银五万四千三百九十一两。除解支过，尚遗存库银三千五百二十九两……顺治五年分旧管并新收共熟地二万七千七百五十顷九十一亩……合计丁地二项并续查出实地共该征银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六两，已完银三万一千五十七两。据报解过布政司银二万九百二十七两，又解部军器折价牛角箭弦等银一千四百五十二两……见在库银二千九百八十二两”（注：钞档《地丁题本·河南（四）》，顺治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李若琛题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藏。）。从这份题本中可以看出，顺治元年至四年的奏销为一案，顺治五年的奏销为一案，亦可证顺治三年之前没有单独的奏销，即使有钱粮征解数字也是后来补报的（注：按：湖广顺治五年的钱粮奏销顺治八年才补报。见档案，顺治八年七月二十日迟日益题《为奏销五年钱粮事》，中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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