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清初 轻徭薄赋 政策考论 |
 |
时间：2007-3-10 10:45:34 来源：不详
|
|
|
般地说，自从明代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赋与役合一，随地亩征收钱粮，“薄赋”也就意味着“轻徭”。但这大多只具有理论意义，征敛赋税与摊派徭役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相同。由于清初战争相继、兵马过往不息，加上河工城防、土木工程，徭役非但不能轻减，滥加差役派夫反而成为突出的问题。时人称：“王师屡出，河工告急，派粮科、派梢草，转运数百里之外。其一二仅存之孑遗，困于征输，颠仆道路，憔悴家室者，不知其几何”（注：罗国士：《急复驿递原额流》，见《皇清奏议》卷3。按：康熙《四川总志》卷35，《筹边》所载四川巡抚张德地奏疏亦称：“搬移王眷，会剿逆贼，叠差烦累，日无休息。且蜀道险峻，行李等项俱系背送，皮骨俱穿……”。）！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上谕兵部时曾概称：
年来四方多故，兵马络绎，差遣繁多，驿递疲困，至今日已极。乃奉差官员全不知地方苦楚，勘合火牌之外，恣意苦索，驿夫不足，派及民夫，骚动里甲，甚而牵连妇女，系累生儒，鞭驿官如罪犯，辱州县等奴隶，以致夫逃马倒、罢市止耕，上误公务，下害小民（注：《顺治朝东华录》卷3，顺治八年闰二月丙寅。）。顺治帝在这里已经指出了不按“勘合火牌”，滥征役夫的弊端，从而使本已繁重的徭役征发更趋繁重。同年，户部左侍郎王永吉也谈到，徭役的私派滥征，除了与地方有司不体恤下情有关外，如狼似虎的奉差满汉官员“亦不能辞其责”。王氏具体指出江南的情况：“每船一只，要夫五十名，如到十只，便派夫五百名。若到大差，则派夫一二千名、三四千名不等。关锁空院，伺候三五日，大寒大暑与中途逼打赶牵纤而死者不少”（注：《明清史料》丙编，第4本，顺治八年九月王永吉揭贴。）。
顺治中期以后，随着湖广、云贵等地的用兵，“大兵屡出，百姓未获宁息”（注：《明清史料》甲编，第4本， 顺治十年八月十五日洪承畴揭贴。），役夫频差，人民更困于转运之苦。顺治十二年（1655 年），五省经略洪承畴略称：“湖南贼氛未靖，官兵驻扎宝庆等处，需用米粮豆谷甚多，……即令长沙民人解运，乃水路由三塘街小河赴宝庆，计程七百余里，每船一只止可载米十四五石，中有五十三滩，如船遇滩险，即搬米上岸，过滩复载。若晴明二十日可到，倘或贼阻或阴雨及风不顺，必一月始得抵宝庆。又陆运先自长沙水路运至湘乡，自湘乡县陆路到宝庆计程三百余里，皆大山峻险，肩挑背负，一人有力者背米不过四五斗，又雇一人代负食米，往回必十二三日，较之水路更甚……民人安得不逃窜死亡？且驱而为盗！……若不早议苏豁，则皮骨俱尽，必至无民；若不早定转运长法，则粮料中断，必致误兵”（注：《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洪承畴揭贴。）。次年，洪氏又叹称：“大兵久露于外，休息无期；民人供亿于内，疲困莫支”（注：《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 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