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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 轻徭薄赋 政策考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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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45: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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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招抚，一切正供银米，尚属缓缓劝输，此项银两，量地方稍有余饶，可以派者派之，至于荒残太甚，可以宽者宽之，是以有征、有不征之故”（注：档案，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十四日孙廷铨题：《为清查征解钱粮以便具题销算事》。）。揭示出这种复杂的情况，意旨在于说明即使是统一的加征，实情亦各不相同。
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刊定《赋役全书》，谕令：“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注：乾隆《江西赋役全书·省总·田产》；又见《清世祖实录》卷112，顺治十四年十月丙子。）。从此，九厘银除在个别地区、个别情况下有所减征外，九厘银的加征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清末，视同正项。
第三，在军需紧急的情况下，打破赋锐征收定例，进行田赋的预征（注：参见拙作：《顺治朝的军费支出与田赋预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本来，田赋的预征也是明末的一项弊政，清初依旧沿袭。户部尚书车克在谈及陕西的情况时说：“自故明崇祯年间，秦中军兴浩繁，需饷甚殷，持筹者计无所出，遂议于通省地方预征三分，以济燃眉。其初亦曰偶一行之。后遂相沿为例，以致延、庆诸郡民穷为盗，地荒而丁绝，竟不可问焉！迄今沿袭未革”（注：档案，顺治九年六月十六日车克题：《为预征相沿为例，秦民苦累难堪，请旨永禁，以固邦本事》。）。之所以“沿袭未革”，是由于“秦中满汉兵马云集，本省钱粮不足，全望拨济者以充之，而协解多不如期，此预征之弊所由难返也”。在明末，还只是预征三分，至清初已是预征五分，并将预征“折色”改为预征“本色”，由于当时粮价飞涨，也就更加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如陕西巡抚雷兴所云：“因军需不敷，不得已而檄征（顺治）三年本色五分，接济兵食。然旧贮已空，新苗未布，见在市价升米四分，升豆三分，较征折色四倍其值”（注：档案，顺治三年二月七日雷兴题：《为大兵云集，粮饷不敷事》。）。而到了顺治七、八年（1650、1651年）则又预征来年的全部额赋，从而导致各地士民“纷纷称苦”。
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档案材料，除了陕西的田赋预征外，在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省也有田赋的预征。凡此预征，一般是经过地方官事先申详，或经略大臣具题，复经最高统治者应允实施的。除此之外，不“事先申详”、“不奉明旨”的私自预征或“擅行预征”更为普遍，不备述。
第四，曾经被明令革除的“练饷”，亦因财政困难、军费不足而重新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加征。户部尚书阿思哈述其缘起云：
前以钱粮不敷，兵饷告匮，臣部具有兵饷缺额等事一疏，奉有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确议具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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