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计一千三百余颗，止须锉去旧有字迹，改铸清汉两篆。其锉去之处，分数无多，尚属厚重堪用，较之另铸图记，似为妥速。”22实际上，乾隆十三至十七年全面改铸百官印信，并未排除八旗佐领图记。从现存八旗佐领图记的遗物看，此间所铸者亦有清汉文两体篆文者，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正白旗满州四甲喇九佐领图记”，侧款为“乾（隆）十四年十二月造”、“乾字二千七百五十九号”；“正红旗满州五甲喇贰佐领图记”，侧款为“乾（隆）十五年正月造”、“乾字二千九百十四号”；“正黄旗蒙古头甲喇十佐领图记”，侧款为“乾（隆）十四年十一月造”、“乾字二千六百四十一号”；“正红旗汉军一甲喇佐一领图记”，侧款为“乾（隆）十五年正月造”、“乾字二千九百六十三号”等等。乾隆五十年所以对八旗佐领图记重申制度，可能是乾隆十三至十七年间改镌印信时，对八旗基层组织大量牛录的长官持有的佐领图记采取了变通的方式。这种变通，不会是铸印局自行决定的，因为清代官印颁发之前必须经过礼部与内阁双重审核（后文将述及），共同核准。然而这种变通并未奏请皇帝钦定，所以才有五十年乾隆重申依制而改的上谕。因为八旗佐领图记常用之处是在通晓满文而陌于汉文的旗人中传呈文移，变通的结果是对一些印文尚清晰可用的佐领图记不加改镌。上述几印背款全部采用满文，似乎可以说明问题。官印镌刻印文与制造机构的楷书背款，目的是便于对印文快速、准确地识别，及确认颁发机关的可信性，而其制造时间与编号，则是便于登记管理，因而上述几方佐领图记所镌的侧款中制造时间与编号均采用汉文。这种对在满民族基层组织内通行印信采取本族便于识认的文字的方式，是与照顾满族下层对汉文掌握不够的实际相联系的，改镌的佐领图记，其印背款识只采用满文注释。这与完颜金朝曾在女真族的基层组织谋克印的印侧凿以女真文印文释文有着类似之处。23
在乾隆朝晚期出现不肖旗人敢于私镌印信冒犯国法，与乾隆晚期吏治弛废，官员玩忽职守有密切的联系。嘉庆十四年发生的书吏私雕假印冒领库银案24，即是衙门职官怠职疲玩所致。经过乾隆五十年全面重镌八旗佐领图记，终使清代官印彻底整齐划一，即满汉文兼俱且篆。至此，各级官印镌造均成定制，成为以后各朝的典范，其主体原则基本维持到清末。
印制衰落期系道光二十年以后至清末。此期表现为个别新铸印信有制不依，擅自更张，而且随着国势的衰微，对个别印信进行了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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