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登极之初，实行四大贝勒制，而确定南面独尊则是天聪六年之事。此时皇太极的个人绝对权威还未能树立，因而用印尚未称“宝”而仅称“印”，即老满文的“金国汗之印”，此印痕亦见于沈阳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信牌之上。《满文老档》中称此为金印，即其质地为金。至天聪九年皇太极灭察哈尔，得所谓元朝之“传国玉玺”，“至是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征察哈尔得之，视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璵为质，交龙为钮，光气  烂，洵至宝也。多尔衮等喜甚曰：‘皇上洪福非常，天赐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于是文馆参领鲍承先奏言：‘皇上圣德如天，仁政旁达苞符，协应大宝呈祥。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当敕工部制造宝函，诹择日躬率诸臣郊迎，由南门入宫以膺天眷而昭符瑞，仍以得玺之由书于敕谕，缄用此宝，颁行满、汉、蒙古，俾远近闻知，咸识天命之攸归也。’上是之。又上出御营迎劳凯旋诸贝勒，设案，袭以毡，奉所得玉玺置于上，令正黄旗都统穆太、镶白旗都统吏部承政图尔格举案前进，诸贝勒率众遥跪以献，御幄前设黄案香烛，上受玺，亲捧之，率众复拜天行礼。复位传谕左右曰：‘此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畀朕，洵非偶然也。’”4太宗对此玺之恭敬与完颜金朝太祖阿骨打获所谓的辽传国玺之情形如出一辙。这方御宝应成为太宗朝实际使用的御宝之一。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崇德六年七月初十日封庄妃册文》中，见到所钤御宝为“制诰之宝”，此或许即是这方元传国玺的印痕。

     乾隆十三年高宗御题《<交泰殿宝谱序>后》中说，清写篆文的青玉“皇帝之宝”，传自太宗文皇帝之时，自此而上四宝，均为先代相承者5。即前代相承者，分别为清本字汉篆字的“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及清字篆文的“皇帝之宝”。实际上这四方御宝均是太宗时期之御宝而非太祖时期御宝。太祖时仅称“汗”而未称“皇帝”，国号“金”而非“清”，由此亦可推断这几方御宝均是皇太极崇德元年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以后所制。而台湾世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图说·清代》中曾把“大清嗣天子宝”误释为嘉庆嗣皇帝之物，实属对清代官印制度与清初历史不甚了解所致。太宗改元崇德称皇帝的典礼中已受四宝，“左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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