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印使用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四个阶段。

    印制萌芽期系太祖、太宗两朝。太祖努尔哈赤建元以前，官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领有明朝颁予的“建州左卫之印”；至建元天命称汗，开始制定卤簿用乐制度，同时亦应制作“汗宝”，这是“汗”用以发号施令，较之卤簿更能代表其身份、权力的信物。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信牌文物中，见有上钤老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宝”印痕。此宝或因皇太极崇德元年改国号“清”，患于称“金”之号而销毁，或因其它缘由，实物现已不存，故难断定其质地、钮式。至于《光海君日记》中所言“后金国天命皇帝” 宝1 ，恐不可信其有。因其印中称“皇帝”不称“汗”，与此时历史不合，且又谓印文系篆体，并文献记载仅此一见，因而太祖时期御宝以老满文为印文，于今可证可信者唯“天命金国汗之宝”一方。

    天命一朝，始终未建立纯为行政的官僚机构，一切唯以八旗之制行事。虽然也曾有五大臣、八大贝勒之制，但也只是一种集体议政的形式，并未形成衙署。当时后金国的事业唯军事征战而已，即使有官印，其行政效用并无施展之处，况且当时的国势也无暇顾及铸造印信。当时对于汉蒙降官降将则是颁以信牌。王氏《东华录》于天命七年春正月丁已条载：“其广宁守门游击孙德功、守备黄进、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等，遣七人来降，赐以银，给信牌遣还。戊午，西兴堡备御朱世勋遣中军王志高请降，亦赐以银及信牌遣还。……正安堡千总来降，赐以信牌二，并遣还。”2虽然现在见到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同条所载对上述降官给以“印”而非“信牌”，但这是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时屡加篡改的结果，而未经篡改的《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齐实录》中亦均写作“信牌”。所以把“信牌”改为“印”，是为了符合汉人政权委官命将授印之制，以避免汉人耻笑其祖之蒙昧。这种“信牌”即是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的老满文信牌。带有“汗宝”的信牌即具有委官的效力，而且以当时的国力，只镌制“汗宝”钤于信牌较之铸印授官要经济、快速得多。玺印制度正式形成之前使用信牌，可以从完颜金朝找到渊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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