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规范的印制，此期出现了于印文满汉篆体中界处加书一行清本字年月的情况，光绪《大清会典事例》中频频见有于某印中“加添字样”，以别新旧的记载。《会典》所记只是大端而已，而不见于文献记载者又不知多至几何。印文中出现加镌年月，以别新旧的做法，滥觞于道光十九年补铸的闽浙总督关防25。其补铸原因系此印被窃，十九年五月，闽浙总督“钟祥赴泉州校阅营伍，行寓印被窃。”26此后，在印文中加刻年月以别新旧，防范印信遗失后为奸宄之人冒用，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国势有如江河日下，外祸与“内患”相互交困，官印遗失势在难免。马衡先生辑的《清代官印集存》中，虽仅涉及清末甘肃一省府州县等各级官印，但仍可见省内印信印文中加刻年月者比比皆是，其时间大多是同治年代，可见同治朝已对遗失印信换铸普遍采用此种形式。
咸丰朝开始出现更改印宝质地的情况。咸丰十年更改亲王册宝质地，嗣后再封亲王，其册宝由顺治初年规定的金质改为银质镀金。同治朝以后增铸的罗布藏青饶汪曲呼图克图印，与前此颁赐的达赖、班禅印为金质不同，亦改为银质镀金；而增铸的棍噶札拉参呼图克图印则一律为银质。至光绪末宣统初为预备立宪而制的几方宝玺，即“大清帝国之玺”、“大清皇帝之宝”、“大清帝国皇帝之宝”、“大清国宝”则改为檀香木质，现均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从遗存官印实物形制上看，还有清季的包铜木印，应该是作为铜印的替代品。而且，此期印信的印文、款识，也出现了简略形式，印文有的仅为汉文无满文，有的不刻制作年代、编号等，反映了并增大了管理上的松弛。以上诸项表明，清季皇权衰微，国力衰弱，致使玺印制作上易贵就贱，避繁趋简。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即清代官印制度的发展演变轨迹与清代政权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各种制度的普及与推广，与政权的治乱兴衰是多么地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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