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皇权至上的御宝钤用最为严格。“当用则内阁请而用之。”46其具体程序，顺治初，由内三院大学士、学士公同验用。康熙八年又详细规定：“五月大学士转传上谕，用宝时著会同内务府总管监视钤用，钦此钦遵。总管内务府大臣等以嗣后用宝时应否预行奏闻之处俱奏，奉旨不必奏闻，即会同伊等监视钤用，钦此钦遵。凡内阁咨文到日，总管内务府大臣同学士等于乾清门，监视钤用。”47至康熙九年又题准，驾幸南苑后，一应诰敕用宝，内阁同总管在乾清门验用；十二年题准，凡诰命、敕命、敕书用宝，不必请旨，仍同总管验用。如遇要务用宝，仍行请旨。钤用御宝由内阁学士与内务府总管大臣共同监视钤用，可以说是把御宝交付与当时两个最有权力的机构官员。顺治朝内三院及康熙八年的内阁还是当时的中枢机构，即使后来出现了南书房与军机处，但明发谕旨及诰敕仍是通过内阁执行，因而钤盖御宝之权始终由内阁掌握。内务府总管大臣的人选，是皇帝由满洲大臣内特简，常常简选亲贵兼理。内务府职能为综理皇家事务，与朝政本无关涉，但却授其长官以监视御宝钤用的监视权，无疑是清帝把国事与家事等同视之，其“家天下”之义尤著。明代钤用御宝用人与清代不同，反映出两朝皇权*的强弱不同。明“凡诰敕等项写完，合用某宝，本司（即尚宝司）官会同尚宝监于皇极门（清称为乾清门）用；凡诸王将军、文武官诰敕写完，本司官于御前奏请宝用，凡各衙门勘合用尽，预编完原字号勘合，开底簿。用宝讫，勘合本司收贮，底簿付尚宝监官缴进。”48掌国宪诰敕的内阁不预钤宝之事，而授权尚宝司与内监会同使用，并且当用则由内监请旨，“凡宝皆内尚宝女官掌之。遇用宝，则尚宝司以揭贴赴尚宝监，尚宝监请旨，然后赴内司领取。”49由此可见明代权力中枢内阁施政中出现权力脱节，亦可见明内监权力之炽盛。清代力戒内监之权，因其居内廷，因而把贮存内廷的御宝委之监守。然其“会同使用”之权，绝不能委以被清代皇帝视为最“下贱”之人。为重申御宝使用的严肃性，乾隆三十六年又规定“恭办敕书，如系钦奉特旨颁给，仍照旧例用宝外，其余各项敕书，不拘多寡，定以半月用宝一次，每月汇为两次。用宝以后，即日发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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