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改镌的“二十五宝”，虽是从乾隆十一年时已存的39方御宝中所钦定，但39方只是在上述29方基础上增衍出10方，因而“二十五宝”中的大部还是取材于康熙二十五年前的29方御宝。乾隆十三年改镌御宝，只是强调其印文一律改为满汉两体篆文，但不涉及改镌钮式，即把入选的25方御宝中的后21方磨去原始印文，重新镌字。因此我们现在所见的“二十五宝”之钮式工艺极不统一，如同为“交龙钮”，有双龙体躯盘绕，也有双龙两首相对戏火焰珠，而龙的躯体有琢鳞片与无琢鳞片之别，鳞片、龙首与足琢法亦不同等差别。若乾隆十三年改镌御宝不仅限于印文而兼及印钮的话，断不至于出现目前我们所见到“二十五宝”钮式工艺差别之大，琢玉工艺水平如此之低的状况。相反，乾隆时期的琢玉工艺已达到登峰造极，宝玺钮式琢刻则应更为精湛。正因为乾隆改镌御宝旨在统一印文，所以才出现宝玺印文标准一致，但钮式工艺水平低劣的状况。因而可以断定，康熙二十五年之前形成的29方御宝是渐次而制，并非同时镌就，而且从其御宝印文有几方为相互重复者，亦可证明这一推断。至于这29方御宝孰为顺治朝，孰为康熙朝而制，由于文献阙如，尚不可考。但此种数量规模至少维持至雍正五年。

    顺治朝还确立了清代朝官双轨印制。双轨印制即“堂印”与“行印”并备。首批确定的双印机构是“顺治八年定，六部、都察院、銮仪卫等衙门官，遇行幸扈从，每衙门别铸印一颗，加‘行在’二字。其特差侍卫等，均用銮仪卫印信。”12顺治八年，世祖福临亲政，制定了一系列朝仪，冠服等制度。八年四月乙卯，世祖首次出安定门北上巡幸，先期制定了驾出巡幸制度。铸扈从官属行在印信，是驾出巡幸制的一个重要内容。至顺治十六年，双印制广及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13，几乎遍及所有的朝官机构。嘉庆二十五年谒陵时，曾发生了兵部行印遗失案，《清实录》及私人笔记均有记载。北京故宫博物院曾收购一方乾隆十四年所制的“行在太医院印”，可知行在印之“行在”二字系加在官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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