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科尔沁贝勒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捧宝一，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和硕贝勒豪格捧宝一；右班和硕贝勒岳托、察哈尔汗三子额驸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捧宝一，贝勒杜度、都元帅孔有德捧宝一，各以次献于上，上受宝授内院官置宝盒内。”6由此可见崇德元年御宝数目最少已为四方，然这四方御宝是否就是上述的四方尚不可知。但从现存乾隆朝钦定“二十五宝”中前四宝的实物看，其质地、钮式、印文篆法均不相类，推测它们应不是同时所制。清初用宝尚不规范，在档案中也有记载。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可见到皇太极驾崩后，顺治帝即位之初的崇德八年的十一、十二月的用宝情况：祭祀太宗用“奉天之宝”，寄书明宁远守将用“皇帝之宝”，颁敕书用“敕命之宝”，祭祀自始祖而下列祖用“天子之宝”。太宗皇太极驾崩后，满族贵族围绕皇位展开了激烈的争逐。*斗争的残酷，无暇顾及制度建设是必然的，因此推测顺治即位之初所使用的这几方御宝可能也是太宗朝所制。
综上可知，太宗朝使用御宝数目已多，而印文则采用老满文、满文篆体、满本字汉篆体等多种形式。
太宗时期由于进入辽沈广大汉人居住地区日久，此地发达的汉文化对新政权必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如范文程，鲍承先等归附后金朝，不断为新的统治者建议采用汉族的行政统治方略。因此天聪年间始设文馆，此后陆续设内三院、六部、理藩院等衙署。文馆的职能首先是翻译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皇太极又喜读《三国志》、《金史》以观治政，委官命将颁发印信成为可能与必要。天聪六年八月“癸酉，六部署成，颁银印各一。”七年六月“癸酉，以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并赐敕印。”7但此时并不排除颁发印牌的做法。崇德元年九月蒙古喀木尼汉部之叶雷叛逃，太宗“遂命席特库执信牌，偕驻防宁古塔诺巴图鲁吴巴海统兵蹑追之。又遣蒙古衙门拔什库博洛执信牌往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卓礼图亲王吴克善发兵蹑追。”8
太宗朝御宝尚处于用多种印文形式阶段，官员、衙署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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