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他们同吕贤基仍然保持联系。如五月吕贤基曾令孙家泰（寿州）带勇二千赴凤阳会剿[49]。十月桐城被太平军攻克后，李鸿章（合肥）尚赴舒城与吕贤基论战守，只是在舒城陷落前一夜方“乘马而逸”。吕贤基死后，他们分散在各自的家乡继续办团。而奉旨办团的潘锡恩本即在籍。
此类型中又可再分为两类。
一类以李鸿章为代表。李鸿章应该说走的是曾国藩的传统路子。团是团，勇是勇。他自己也并未实际办团练勇，而是在家乡已有团练的基础上，集勇出队而战。这种办法立见成效——当年五月，李鸿章便率所集家乡之勇于和州裕溪口抵御太平军，并因之得奖六品顶戴及蓝翎。十一月，“李鸿章勇六百名”已出现在庐州府城防之中。随之直到咸丰八年（1858）留襄曾国藩营务为止，李鸿章因其所集家乡之勇，叠次立功，自知府衔加至按察使衔，交军机处记名，遇道员缺出请旨简放[50]，后来更以这些家乡之勇为基础，创建了曾国藩湘军之后的淮军。
另一类以潘锡恩为代表。咸丰帝命潘锡恩“赴安徽太平府一带办理捐输团练事务”，潘锡恩原籍为宁国府泾县，但从他的财产分布看——芜湖拥有市房及赋田2126亩9分，契价银14251两、制钱90串；泾县拥有新居一宅，赋田198亩，契价银3566两、制钱155串；宣城县拥有住屋、市房9所，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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