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四月赴皖北,至同治元年(1862)七月因病重开缺回籍,除有短暂数月在京供职外,一直皖北河南号令兵勇,“防剿”共近10年,终以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52]
2、与吕贤基不同,周天爵、袁甲三手中掌握了一支以“勇”为主的武装。
如前所述,周天爵于咸丰二年(1852)底即受命办理安徽团练防剿。咸丰三年(1853)正月,他奏准将宿迁举人臧纡青《团练章程》“通饬”山东、河南、皖北、苏北“遵照办理”,从各地各团调集练勇,直接掌握;同时在宿州等地招募壮勇,得旧捻张凤山部1200余名,组成了一支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的武装。[53]按照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思路,这支武装应该是临时性的,战事一毕,即应遣散,有记载“周天爵所募壮勇经裁汰后所存亦止数百名,不敷调遣”[54]。周天爵也确实为此苦恼,他甚至曾因“募勇又复遣散,致招物议”,“辄自请斥退”;又曾因屡被裁汰,一次“赴颍”攻剿,“仅带兵二百”。[55]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可知,清统治者在皖北的攻剿越来越离不开这支武装,周天爵所募亲信练勇成为“或百人或千人,自成一队”,“何处持重,即督率前往防剿”的主力。咸丰帝亦多次指出:“朕所素知此时江北一带,惟该侍郎(周天爵)尚能办贼党。”“皖省兵力尚单,他省亦难征调,惟周天爵带领兵勇可以移缓就急”。[56]
咸丰三年(1853)四月,兵科给事中袁甲三来到皖北帮办团练防剿。时周天爵已年过八十,当年九月卒于亳州王市集军中,命袁甲三代领其众。从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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