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太平军连下集贤关、桐城、舒城，旄头直指安庆陷落后已成安徽首府的庐州府。咸丰帝命袁甲三从颍州移师桐城，救保庐州。袁甲三拒不受命，托词“捻逆张茂踞怀蒙间，称伪西怀王，窥庐郡。非臣亲往督剿，人心愈摇，应先赴蒙、亳一带，为各郡声援，以便闻警驰应”。

又如捻军占永城后，袁甲三奏言：捻军必从永城窜宿州、趋徐州，徐州为粮台要地，急应严防。咸丰帝于是命他“确探贼踪，迎头截剿”。袁甲三追到萧县，却改变了注意，又奏称：贼踪飘忽，徐州镇道兵勇足剿土匪，“臣应折回宿州，严堵南路窜匪”。而后不待旨令，竟引兵扬长而还。咸丰帝极其恼火。安徽最高地方官督抚和春、福济并联衔疏劾袁甲三“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截饷银，冒销肥己”等。

如果说，大敌当前，咸丰帝对这些尚可容忍，那么，咸丰帝最不能容忍的是袁甲三竟然想擅自决定皖北地方官的人事安排。他疏请将宿州知州郭世亨开缺，办理军务，而以王启秀代之。咸丰帝命他“与和春、福济妥商具奏”。但他根本不把和春、福济放在眼中，更不与之会衔妥商，又再三单独疏言此事。咸丰帝怒道：朕以调署牧令必须与督抚会衔，并非不准袁甲三与闻举劾，袁甲三却只称往返函商，仍不联衔具奏，“袁甲三著传旨申饬，仍著福济会同和春、袁甲三详细酌度办理。”

袁甲三在其“防剿”区域对捻军等独擅生杀大权，更是天经地义。这与他的前任周天爵如出一辙。时周天爵在宿州“*遏乱，河水尽赤，断残塞道，豺虎厌肉，岸无不悬头之树，树无不悬头之枝，远望离离，骡马望之返奔”。咸丰帝惟有小心寄谕周天爵：“辄用极刑，恐人心涣散，亦足召乱”，令其加倍慎重。[58]袁甲三则毫无顾忌，攻破临淮关后，则以“抗违日久”为由，令将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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