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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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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1: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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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制度观念、习俗性规约无所不在的乡土社会达到预期目标，保甲借用了乡约这一土生土长的教化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将主要从民间发掘道德资源；恰恰相反，它通过将顺治六谕、康熙十六款融进乡约宣讲内容，使“清之乡约，重在以上谕为宣导，而目的则趋于收教化之效……且同约者相互间之协定，其规约之主权，不属于组合分子，而属于*上层敕谕之意旨”（注：黄强：《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39页。），从而对乡约进行了旨在便利自己更好地宣达圣意的成功改造。建立在自卫基础上的团练则不同。官方鼓励官绅举办团练之出发点，固然在于弭乱固本，维持帝国统治；然而，“当地团练领袖的动机并不总与帝国意图保持一致。当地士绅在保卫家乡和社区上的兴趣，要比帮助政府消除匪患来得直接得多”（注：萧公权：前引书，第297页。）。在团练庞大的组织体系中，到处洋溢着保家卫族的强烈的桑梓观念，团练成员之间荣辱相系、安危共担，形成高度一致的认同感。
〈四〉团练与保甲组织的实际控制力量有所不同。具体体现在：保甲由官办，大权操于中央，而且各地保甲组织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从保甲册的制定，到对可疑或危险分子的处理，都在地方官的掌握之中，绅权在其中受到很大牵制；而团练则由官绅合办，办团士绅虽经中央简派，团练的组织规模及运作机制则基本上由士绅决定。他们往往在一个村庄或城镇建立自己的办公场所——团练局，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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