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尤其随着团练对保甲、宗族的吞并，“保团”、“团保”、“族团保”等复合组织体的形成，乡土社会不仅把维护安全的重任托付给团练，同时也把乡村治理的一揽子事务交由它全权处理，这些事务包括：征集维护乡土安全和维持日常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协调乡村其他事务的完成；确定乡村教化的内容并为其提供操作策略等等。
其次，向团练形态的转化，也使它在参与乡治中拥有了更大的能动性。保甲堂堂正正代表官方参与乡治的意图难以实现，又缺乏以民间形式参与乡治的基础性资源，只能在官方意志与民间传统之间委曲求全，其能动性可想而知。团练就不同了，它既得到了官方的护身符，又有深深扎进乡土文化网络的稳固根基，虽然依然处于“夹心”位置，但来自上下的压力显然都已大大减轻，其能动性自然也大大加强了。
毋庸置疑，团练的出现给乡村社会的自主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也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向基层社会让渡了部分权力，尽管这只是暂时和有限度的。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干涉和影响力，起码从表面上看来是被大大地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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