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保甲制度就具有准军事化的特征，而团练对于保甲组织的接纳更是以军事化为前提的。但是，可以看到，即使保甲作为组织系统还得以存在并发生作用，那么它也主要是依凭乡土力量建立了一套在当时情况下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体系，同时，又通过吸纳地缘、血缘因素拔高士绅地位，变更道德激励内容等办法，使自身迅速乡土化。由此，保甲组织作为村落视野中的权力实体之一，完成了其在近代乡村权力舞台上的第一次角色转换过程。 

首先，在向团练形态转化的过程中，它对乡治的参与，从对乡村事务的谨慎介入和分割，逐渐向对乡村一揽子事务进行总体处理过渡。我们知道，保甲组织作为一种官威的载体，一直被乡村文化网络视为异己力量，乡村在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它的过程中，始终对其充满戒意。所以，尽管保甲经过种种努力，分割到了在乡村征税、治安、统计户口等几项权利，但这些距离主宰乡村事务还相差甚远。何况，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它还经常要受到乡土社会其他组织的掣肘。团练则完全不同。它是特定情况下乡土权力束聚的产物，它忠实地代表乡土利益，也赢得了乡土社会的绝对尊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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